贺国光简介(军阀混战期间统治湖北地区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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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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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国光简介,军阀混战期间统治湖北地区的是谁?
民国的北洋时代,一共有十六年历史,在这十六年里面,湖北的统治者前后出现过七位,分别是:黎元洪、段祺瑞、段芝贵、张锡銮、王占元、萧耀南、陈嘉谟。
首任督军黎元洪在任时间:1911年10月—1913年12月
离职原因:受段祺瑞打击,被迫进京
从属派系:前清军官,非北洋系
湖北省的首任督军是黎元洪,他最早是海军出身,先服役于北洋水师,后来经提督丁汝昌的推荐,转到了广东水师。甲午战争爆发后,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北洋舰队参战。结果在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被日军打的触礁搁浅。黎元洪在搁浅后跳海逃生,从此脱离了北洋系统。
离开北洋后,黎元洪投奔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账下(当时是两江总督),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和重用。一年后,张之洞从两江调到了湖广,黎元洪也跟着张之洞回到了老家湖北。在湖北,黎元洪算是真正的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关于他对湖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第一:保护了不少革命人才
当时的湖北新军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革命党。之所以会这样,跟黎元洪对新党人士的包容有很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客观的保存和积累了革命党的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几乎全部参加了造反,并且在起义成功后还推举黎元洪当督军。这就足以证明,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很得人心。
第二:打造了湖北的新军系统
清末新军之中,只有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的水平是最高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陆军大臣铁良来湖北参观视察时,都称赞黎元洪训练的这支湖北新军,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比如安徽、湖南、广西、贵州在训练新军时,都要派人到湖北学习新军训练,这些来学习的军官,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所以说,没有黎元洪,湖北新军的水平不会达到跟北洋新军齐平的程度。
第三:建立了湖北的军政体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在武昌提出军民分治的概念,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政治体制。并且他还率先实行省长制,为湖北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后记: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最有机会割据武汉当军阀。辛亥革命后,他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没想到袁世凯逼垮了孙中山后,立刻就集中力量对付黎元洪了。为了向袁世凯表功,黎元洪和袁世凯合伙杀掉了一些革命党人。这使得黎元洪牢牢掌握了湖北军政大权,但同时也遭到了革命党人的敌视,失去了民心。后来段祺瑞逼迫黎元洪进京时,黎元洪的胳膊拧不过段祺瑞的大腿,只得进京担任副总统,从此失去了军权。
第二任督军段祺瑞在任时间:1913年12月—1914年2月
离职原因:回京供职
从属派系:北洋系元老,皖系大佬
段祺瑞在湖北督军的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他当这个督军主要是为了过渡,将黎元洪在湖北的势力铲除掉。后来在他的操作下,湖北新军一部分被解散,一部分并入皖系。从此之后,湖北新军就不再是独立体系了,而是沦为了北洋系的附庸。
第三任督军段芝贵在任时间:1914年2月—1915年8月
离职原因:调任奉天督军
从属派系:北洋系元老,皖系成员
段芝贵在湖北主政了一年半,完全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政绩,反而在开倒车。因为他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耐,完全是靠攀龙附凤,比如曾拜袁世凯为干爹才上位的。(其实他比袁世凯小不了几岁)
后来段芝贵在湖北期间跟《大汉报》的编辑起了一点矛盾,便公报私仇的诬陷报社,派军队将《大汉报》封禁,并且逮捕了报社经理胡石庵及编辑、理事、发行、访事等十多人,将他们发交给陆军审判处讯办,欲置报社工作人员于死地。结果,此举遭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因而搞的段芝贵大失颜面。最后被调到了奉天当督军。(最后也被张作霖给偷偷整下台了)
第四任督军张锡銮任职时间:1915年8月—1915年12月
离职原因:受王占元排挤,自动离职
从属派系:前清官僚
张锡銮是老牌军阀,但是没什么实力。他在被任命为湖北督军前,原本是奉天军务督办。因受到张作霖的竭力排挤,很憋屈的回到了北京养老。(当时已经七十岁了)
袁世凯不想用他,但是又不能明说,就让他负责督理湖北军务的工作。但是在暗中,袁世凯让湖北第二师师长,北洋系小兵出身的王占元公开抵制,导致张锡銮一直滞留在北京,没有到湖北赴任。袁世凯称帝后,将张锡銮的职务改为参政院参政,撤掉了他的督军一职。于是他也就没有到过湖北,对湖北也就没什么贡献了。
第五任督军王占元任职时间:1915年12月—1921年8月
离职原因:民心尽失,被政敌逼迫下野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直系大将
湖北省的第五任督军王占元,跟湖北有一些渊源。早在辛亥革命时,他率领的北洋新军第二镇就是镇压武昌起义的主力军之一,从此他就盯上了湖北这块宝地。
只不过当时湖北有黎元主政,他还没有机会染指湖北的军政。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排挤出湖北后,王占元的机会就来了。他先是乘着镇压白朗起义的机会,巧取到了湖北军务一职,排在督军段芝贵之下。等到段芝贵被调走后,王占元又不让新任张锡銮就职,最终逼着袁世凯承认了他在湖北的地位。袁世凯死后,王占元正式就任湖北督军。
当上湖北土皇帝后,王占元也很苦恼。因为他的靠山是袁世凯,现在袁世凯挂了,他需要找新靠山。起先他在府院之争中支持段祺瑞,但是没搭上皖系的线。后来又找冯国璋,加入了直系。在冯国璋的支持下,王占元坐稳了湖北督军之位。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新领袖,王占元跟着曹锟又混了几年。一直到民国十一年,他终于被挤下来了。而挤下他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同为直系军阀的吴佩孚。
当时王占元在湖北督军任上干了五年多,在这几年内,湖北军政被搅的乌烟瘴气,上至官绅阶级,下至普通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于是湖南军阀赵锡桓抓住了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支名为湖北自治军的部队为先锋,以解救湖北相亲,驱赶王占元为名义出兵攻打王占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给赵锡桓打先锋的人,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夏斗寅。王占元见赵锡桓气势汹汹而来,也派出了部队迎战。那支被王占元派出迎战部队的首领的名气也很大,就是后来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王占元和赵锡桓大打一气,不分胜负,因此双方都开始找外力帮忙了。赵锡桓找的是四川军阀刘湘,当时刘湘手上有八万川军,赵锡桓许诺刘湘,如果事成,可以把湖北的西南部分给刘湘;王占元找的是吴佩孚,因为他们都是直系。于是赵锡桓驱赶王占元的运动,变成了四方混战。
结果是刘湘为了利益,真的派兵了。而吴佩孚见王占元太不民心,就让支援王占元的部队故意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兵败。等到王占元被迫下野后,吴佩孚赶紧收拢他的部队,收买了孙传芳。湖北的直系军队和吴佩孚派来的直系军队联手,先打败了湘军,后来又调兵西进打败了川军。因此,这场湖南军阀发动的驱王运动,最后以吴佩孚鸠占鹊巢,赶走王占元,收买王部人马而大获全胜。
那么,王占元在湖北的六年期间有没有什么贡献呢?可以明确的回答:没有!
据当时人的统计,王占元下野后,仍然是个巨富,身家高达三千万大洋。而这些钱全部是在湖北督军任上巧取豪夺来的。另外王占元还是个醉心于功名利禄的人,他占据湖北将近六年多,大部分时间都与南方军阀开战,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湖北人被搞得苦不堪言。这种人真的谈不上有任何贡献。
第六任督军萧耀南任职时间:1921年8月—1926年2月
离职原因:心力憔悴,病死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新直系代表
王占元下野后,湖北的乡绅提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拒绝外地人担任湖北督军。当时恰好奉命前往湖北增援的直系军队总司令萧耀南是湖北人,于是他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湖北的第六任督军。
萧耀南担任督军后,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吸取了王占元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比如不再过度克扣部队的军饷,部队应发的军饷与给养一律补齐发足。对武昌首义的将领,以及赋闲在家的军人,都一律给予厚待,让他们在省府挂闲职,领干薪。使得湖北的元老,个个对萧耀南心悦诚服。除了政界之外,对湖北的商界名流,萧耀南也是极力笼络。很多湖北的商界名人,比如周五常、徐荣廷等人,都是萧公馆的座上宾。商会会长周星棠更被聘为省署顾问,以显礼遇。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萧耀南获得了湖北商政两届的一致认可。没过多久,第二次直奉大战大败,最后吴佩孚兵败告终。兵败后的吴佩孚打算到湖北东山再起,结果遭到了萧耀南的极力抵制,拒绝吴佩孚入鄂,搞得吴佩孚当时很丢脸。
他抵制吴佩孚,有两个原因。一是怕吴佩孚来了不走,抢了他的湖北军政大权;二是吴佩孚当时是个光杆司令,他来湖北肯定要借湖北的力量兴兵反击。而当时吴佩孚的两个对手,一个是坐拥东四省,拥兵三十万的张作霖。另一个是坐拥西北四省,拥兵二十万的冯玉祥。对付这两个人,仅靠湖北一个省的人力和财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萧耀南极力抵制吴佩孚,坚决不参加倒冯或者倒奉的战争。
但是,后来时局出现了变化。一是张作霖和冯玉祥闹掰了,两方都在争取吴佩孚;二是萧耀南的部下,比如陈嘉谟、寇英杰、宋大霈、于学忠等人,都是吴佩孚的心腹。这些人支持吴佩孚出山。最后,萧耀南胳膊拧不过大腿,说了一句『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的话后,便不再抵制吴佩孚,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吴佩孚。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不出萧耀南所料。吴佩孚出山后,先是发出通电,把直系将领主张的联冯讨张变成了联张讨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湖北全省立即开始整军备战对付冯玉祥。各种战争所需要的军需、兵役负担,全落在了湖北老百姓的头上。前面也说了,吴佩孚当时是个光杆司令。他要跟冯玉祥开战,仅靠湖北一省是不够的。但是吴佩孚又只有湖北一省,于是吴佩孚在湖北大发军用券,并还想把食盐加价,每引盐加征四元,企图用杀鸡取卵的办法跟冯玉祥死磕。但是这样一搞,湖北老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老百姓普遍怨声载道。
萧耀南虽说是军阀,但他也是湖北人,对老家有感情。吴佩孚拿湖北给自己垫背,他自然是不能同意的。因此他挺身而出,亲自率同省议会及各机关法团,以鄂民资格到总部请愿,迫使吴佩孚取消了军券发行和食盐加征计划。但是战争的计划没有取消,湖北的军队还是大规模的开拔到北方与冯玉祥开战。随着战争的深入,湖北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筹措是难上加难。这些都使萧耀南日夜不安,精神萎颓,最后暴毙而亡。(据说是一次吃了三倍剂量的安眠药,不治而亡)
关于萧耀南在湖北的施政,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偏正面的。虽说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实事求是的说,在客观上还是造福了一方百姓的。
第七任督军陈嘉谟任职时间:1926年2月—10月
离职原因:战败被俘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新直系代表
陈嘉谟的资历不深,没什么亮点。他能当上督军,是因为他支持吴佩孚复出,同时也是萧耀南的第一心腹。当萧耀南暴毙之后,吴佩孚首先想到了让陈嘉谟继任督军一职。但是他继任督军后没多久,北伐军就打到了湖北。陈嘉谟率军拼死抵抗,搞得武昌城被北伐军围了几个月,军民都死伤惨重。最后武昌城破,这厮战败被俘。
所以要论陈嘉谟对湖北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负数。因为他就是一个职业军人,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懂该怎么治理地方。并且他刚上台就碰到了北伐战争,跟北伐军大打一通,害得湖北老百姓跟着受罪。
总的来说,为湖北的近代化贡献最大的人是张之洞。不过,他不是军阀时代的人。而军阀时代的湖北七任督军,应该是以黎元洪和萧耀南的贡献最大;段祺瑞属于打酱油的角色;张锡銮根本就没赴任,只是挂名;而段芝贵、王占元、陈嘉谟都是负的,不仅没有贡献,反而还祸害一方百姓。
2. 历史上姓贺的名人?
古代贺齐:三国时的吴国大将军 贺劭:贺齐的孙子,曾任中书令 贺修:贺劭的儿子,西晋任太子太傅 贺知章:著名诗人,唐玄宗时秘书监。 贺循:西晋名臣,任太常、左光禄大夫等职,是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 贺拔岳:北魏时雍州刺史,关中大行台,鲜卑族人。 贺若弼:隋代名将,曾大破陈军,以功进爵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 贺公铸:北宋著名词人,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其词善于锤炼字句,又常运用古乐府及唐人诗句入词。 贺一龙、贺锦:明未有农民起义军将领。贺岳:著名医学家,著有《明医会要》、《医经大旨》、《药性准绳》等。 贺贻孙:清代文学家。近现代贺龙(1896-1969):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贺子珍:革命家,毛泽东的夫人贺国光(1885-1969):字元璋,湖北蒲圻人,民国川军史上的著名人物,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智囊,陆军中将,西康省主席。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2] 贺一航:台湾艺人 贺军翔:台湾艺人贺锡德:现代音乐家。 贺万里:中国山水画画家,美术理论家贺红梅: 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贺鹏: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贺绿汀(1903-1999):当代著名音乐家,创作了不朽的抗日战歌《游击队歌》
3. 中国历史上姓贺的名人有哪些?
贺 纯:东汉时官拜侍中。原姓庆,名纯,为齐桓公支庶庆公的后代。据《姓氏考略》指出:“后汉庆纯,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讳改为贺氏,望出会稽、河南。”他既然在朝为官,就不得不对皇室的名号有所避讳,而把自己原来的姓氏改掉了。这位贺纯也是当时十分有名望的人物,他博极群书,曾经屡次向朝廷奏请数十事,多被接纳,后来并做到江夏太守。为贺氏的得姓始祖。
贺 循: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晋代时官至光禄大夫,为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其博览群书,善写文章,为当世儒宗。
贺 铸:卫州共城(今河南省汲县)人,北宋著名诗人、词人,号庆湖遗老。其词善于锤炼字句,因《青玉案》中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称贺梅子。有词集《东山词》、诗集《庆湖遗老集》传世。
贺 岳:海盐(今属浙江省)人,明代著名医学家,有《明医会要》、《医经大旨》、《药性准绳》等传世。
贺 懋:清代临清人(今属山东省),官至贵州道监察御史,宽舒公明,清慎仁爱,民称为“贺青天”。
贺 昌:山西省离石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中央苏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在江西会昌牺牲,卒年29岁。
贺 龙:湖南省桑植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十大元帅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文革中惨遭非人待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贺狄干:北魏时鲜卑人,魏道武帝将领,因功赐爵襄武侯,通《论语》、《尚书》诸经,有儒者风度。
贺若弼:字辅伯,洛阳(今属河南省)人,隋朝大将。博涉书史、善骑射,因会文精武,得北周齐王宇文宪器重,用为记室。随上柱国大将军韦孝宽攻陈,屡献计谋,克数十城,遂任寿州刺史。因战功卓著而被封为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炀帝时因议论朝政得失,被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害(与下同姓同名者有别)。
贺若弼:隋代民间琴师,对于他的演奏艺术,苏轼曾有诗云:“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会爱陶潜。”说明他演奏的乐曲意境与陶潜的诗境类似。贺若弼创作了宫声十小调:《石博金》、《不换玉》、《汪峡吟》、《楚溪吟》、《越江吟》、《孤愤吟》、《清夜吟》、《叶下闻蝉》、《三清》,还有一首佚失传,其中《清夜吟》见于明代的《西麓堂琴统》。宋太宗喜爱古琴,也爱附弄风雅,据《续湘山野录》所载:宋太宗嫌这些小调的名称不够“雅”,就把《古博金》改名为《楚泽涵秋》,把《不换玉》改名为《塞门积雪》。
贺知章:越州永兴(今浙江省萧山)人,唐代著名诗人,官至秘书监。后还乡为道士,号四明狂客,擅长草隶书,好饮酒,与李白友善,为“吴中四士”一,其诗仅存二十首。
贺逢圣:江夏(今湖北省云梦)人,明代大臣、学者。因学问渊博,才华过人,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贺隆锡:曲沃(今属山西省)人,清代著名画家。侨居江宁,善画山水、人物、兰竹、兼工诗词小楷。
贺长龄:湖南省善化(今长沙市)人,清代大臣,道光时历任贵州巡抚、云南总督等职,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惠政颇多。著有《耐庵诗文集》。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
贺敬之: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人,当代著名诗人,其诗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主要作品有《放歌集》、《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贺敬之诗选》等。
贺锡德:音乐编辑家。湖北省武汉市人。1945年即创建汉口上智中学军乐队,任队长,师从著名管乐家马艺汀(马谦受)学吹小号及乐队配器。1948年春,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先修班及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参加辅仁大学轻音乐队,清华大学军乐队及管弦乐队,曾随队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多项重大活动。1950年12月,响应政府“抗美援朝”号召,参加军政干校曾任华北空军政治文化部干事,后调华北空政文工团。向罗忠镕学习和声,并自学音乐理论,配器法及对位法。1952年,随着朝鲜战争深入,该团部分人员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九七部文工团入朝,在前沿阵地上为中朝部队进行慰问演出,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回国。1995年调军委空政文工团任乐队队员。1958年转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外国音乐编辑、中国音乐编辑、音响导演、外国音乐组组长等职。1981年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并任美国音乐研究会会员。
贺亦然:生于191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军分区副政委,1943年任地委副书记,1947年任二野十纵三十旅副政委、政委,1948年任174师政委,1950年来广西剿匪兼任宜山地委第一书记,1950年任玉林地委第一书记、容县地委书记。历任广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1985年离休。
4. 民国时的某某行辕或行营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先说句题外话,笔者是个四国军棋爱好者,军棋棋盘上的“行营”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外桃源,很安全的去处。
清廷剧看多了都应该知道“行宫”这个词,它是为皇帝出巡而临时建立的驻跸场所,也称“御营”,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代表皇帝处理事务和行使权力的专设机构行营。而“行辕”在古代泛指高级官吏的行馆,没有皇权的含义。
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不仅喜弄帝王之术,其军事独裁也极富封建思想,因此在幕僚的建议下,许多军事机构的命名也很是仿古,比如“行营”和“行辕”这两个称谓,从30年初代起,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存在到解放战争中期。
所谓“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即蒋介石离开首都(南京或重庆)处理军机大事的常驻地、或作为他最高统帅代表的军事大员驻地,因为蒋介石把持时间最长的职务,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一个军方色彩很浓的称谓。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第一个建立的,是1930年的“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简称“南昌行营”,这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当然,把行营设在江西的用意世人皆知,并且由蒋亲任行营主任,可见他的重视程度,南昌于是成为那一时期国民党实际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一直到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后,才把行营从南昌迁至武汉,成立武汉行营,主任由何成濬担任。期间为了整顿川军和川政,先后成立了重庆行营、成都行营和宜昌行营;为了压制汪精卫和粤系军队,又成立了广州行营;当红军北上到达陕甘时,再成立西安行营。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指导各战区的军事行动,1938年撤销重庆、广州和西安行营,分别成立了桂林行营(白崇禧)和位于甘肃的“天水行营”(程潜);抗战最危险的1944年,为给重庆一旦沦陷后政府继续西迁做准备,又成立了“西昌行营”。
1945年再组建川北的汉中行营,以李宗仁为主任,统一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部队,到抗战胜利前,一共组建过12个委员长行营,抗战胜利后大部裁撤。
(西昌行营主任贺国光)
所谓“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则是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加强某一大区的军政统一领导,将若干单纯主管军事的行营更改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它与行营的区别在于不再仅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
比如李宗仁的汉中行营迁到北平后初称北平行营,1946年改称“北平行辕”,下辖两个绥靖公署,指挥华北五省和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
(东北行营、行辕主任熊式辉)
其他有熊式辉担任主任的东北行营,到1946年8月改称“东北行辕”,白崇禧担任主任的武汉行营改称“武汉行辕”,张治中担任主任的西北行营1946年3月改称“西北行辕”,但这一名称存在时间较短,到国民党1948年“行宪”时,因为国民政府不再有“国府主席”这个职务而全部取消,其职能由各地区成立的“剿总”接盘。
到解放战争后期,又推出了“军政长官公署”这一机构,其职能和权力与之前的行辕相同。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5. 但确有其事的历史事件?
比如西方中世纪的司法审判。
我们现在在各种电视剧里面,还有现实中源于西方司法制度的完善,对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公正判决已经非常习惯了,在整个司法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证人进行作证,可以看到从指纹到银行安全摄像机得来的大量相关证据。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现代司法制度也许并不完美,但是已经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公正、公平、公开的司法制度,里面固然有一些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已经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公平的判决。”
可是,在西方中世纪,有罪无罪是怎样判决的呢?
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最主要的方法是发誓,是考验,是决斗,是“人类通过想像力和发明创造性所能得到的一切办法,因为有很多问题太复杂,是那个残酷和半野蛮的时代所无法解决的。”
这是一位叫做H·C·李的教授对西方中世纪司法判决的见解。
不管那是些什么方法,对于那些被起诉的人来说,那可不是好玩的。
比如考验判决法考验判决法是将那些嫌疑犯投入水里,这是西方中世纪宗教判决中相当流行的一种做法。
如果嫌疑犯浮上水面,则嫌疑犯有罪,因为纯洁的身体在反抗不纯洁的罪人。如果沉下去,则嫌疑犯无罪(但是嫌疑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被淹死了)。
另一种测试方法是用红烙铁。如果烫伤,则有罪(还不如直接定罪)。
那时候英国还发明了一种判决方式,后来居然变成最流行的做法,这是克里斯托弗·西伯特在《罪恶之源》中所说的方法。
“仪式开始前,在教堂中间会点上一把火,再由一名牧师端进来一大碗水和白色丝带。所有旁观者必须禁食三天,且在第一天晚上与妻子分开睡,然后晚上自己一个人悄悄的来到教堂,并在教堂里分成两排坐下来。牧师开始煮开水,当碗里的水煮开的时候,除了水和面包,盐和药草以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但每天还得参加祈祷的嫌疑犯,就朝教堂中间那堆火走过去。牧师会将嫌疑犯的双臂用白色丝带绑起来,旁观者就齐声开始祈祷颂诗,愿上帝将一切真情揭示出来。煮开的水底下是一块石头。如果这人只需要经过一次考验,则他只需要将手浸及齐手腕深的煮开了的沸水中就行;如果要经历三重考验,则须将整只手臂也伸入煮开了的沸水中,直到齐胳膊的地方,然后捞起那块石头来。三天后,白色丝带打开,如果有烫伤,那么这名嫌疑犯被视为有罪。”
然而这一整套仪式感强烈且残酷的判决嫌疑犯的方式只适合民众。
对于贵族和牧师本人的判决,却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典型的双重标准。
一位贵族或者牧师如果进行有罪判决,他们就不需要经历这些残酷的考验,而是要在教堂前吃一块所谓的圣饼。如果该贵族或牧师有罪,上帝就会派加布里尔天使来堵住贵族或牧师的喉头,不让他吞下食物,这样就可以证明其罪行了(的确很双标)。
想当然,这样的双重标准,使民众对贵族阶层和牧师阶层心生愤恨。
因为一些致力于革新的教士,如夏特莱的依维斯等人的激烈批评,加上引起的民怨极大,最终考验判决法在13世纪就被废止了。
比如司法决斗法在西风古典时期就有使用竞技体育决斗来决定处理某些悬而不决的事情或获得某项珍贵的物品,比如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比如古罗马的竞技场。
这种竞技决斗方式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就产生了一种所谓决斗的骑士精神。
决斗甚至可以用于司法判决。
嫌疑犯被告知,可以通过一场决斗来决定他是否应该被审判。
这个办法很快就使被诉方和起诉方都来雇请职业的决斗者者来代表他们进行决斗。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职业的人员可以雇请,可在当时,他们只能够请一些雇佣兵或刽子手,甚至有骑士。
一些威武有力的雇佣兵和骑士因为打遍天下无敌手,因此而变得十分富有。
在德国,如果有妇女希望为自己而投身一战,按规则还不能拒绝,这样的规定现在还流传下来了。这里面的规定是:挖一口三英尺深的圆坑,男人必须在这个深坑里打斗。
可是,也许最为奇怪的司法决斗是发生在法国查理五世治下。
有位名字叫蒙达奇的绅士突然被谋杀了。在法庭上,有一天,蒙达奇的狗突然攻击了一位叫麦卡尔的骑士,因此而使大家都对他产生了怀疑。国王认为,应该有一场由上帝进行的判决来确定骑士有没有罪,于是让这位骑士和狗进场决斗。
结果那条愤怒的狗居然斗赢了,因此,骑士被认定有罪,后来经过用刑,骑士只好乖乖的认罪,最后被处刑。
在人类历史的前几千年里,人类的侦探能力和侦探技术其实是非常差的。
19世纪以前的犯罪调查,一般只不过是快速地找一些目击者和犯罪的动机,并迫使嫌疑犯认罪,仅此而已。
到了19世纪的中期和晚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因为用于司法的医学学派已经开始形成,并开始逐渐完善。
侦探们已经转向了科技破案,比如指纹破案(早在1823年人的指纹就被认为是“永久性和独一无二的”),官府也开始收集起面部的照片和身体各个部位的照片,进行研究。
法国化学家把血型分析引入司法,使得司法更加科学化,也更加完善了。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专家们好像已经走到了一项惊人突破的边缘:辨别犯罪体型和标识物。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意大利科学家西塞尔·卢布罗梭这样说道,通过仔细检验任何一名嫌疑犯的生理特征,也就是人体上的每一个角落,他可以协助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
想像一下,这里面的含义不寒而栗。
比如,某人被指控犯有罪,可是,目击者的证言又不太相符。如果卢布罗梭检验这个人的身体或者头颅,能够找到显示这个人为有罪的决定性标识物,那会怎么样呢?那会不会是嫌疑犯的耳朵?他的舌头?他的鼻毛?
对于当时的那些科学先锋来说,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可以的。
虽然这种分析,在今天看来很可能荒唐可笑,可是,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在当时很受人尊敬的研究上面的,特别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卢布罗梭曾经对一个名字叫维勒拉的著名大盗做过各方面检查,然后他在一阵令人晕眩的操作后确信,这个人身上有所谓的返祖现象,不管是大脑还是体质都类似原始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了人体研究。
1876年,卢布罗梭出版了著名的《罗莫犯罪者》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突然间,我好像发现了罪犯的先天问题——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以自身身体来体现原始人类及其次等动物的疯狂本能。”
我们可以称那种克罗马格伦人的特征为“第一犯罪者” ,他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波及影响,促使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去辨别犯罪体型。
他们脱掉罪犯的衣服,用探针刺他们,丈量犯人的身高体重,希望建立起足够的个案史料和统计数字,以归纳某一种类型。
这种研究所掀起的风潮,毫不亚于人们对世界宝藏的寻求热。
人体的哪一个部分会成为关键的部位?
一开始,他们集中于脑部,因而产生了颅骨“科学”,也就是丈量头部尺寸,以辨别行为模式。
甚至有专家相信,罪犯一般具有更为突出的下颏,犬齿的人射诸多审判中,都被严格地分检出来。角更高,须毛较少,耳廓怪异。
这个证据在1875~1900年间美国进行的众多判决中,都会被严格的检查分开来。
妇女接受同样的体型检查,只不过稍晚一些的时间问题而已。
拉菲尔·古里埃里教授倾毕生精力研究女犯罪者的体型,并在卢布罗梭的《心理治疗、刑事科学与罪犯人类学杂志》中发表了研究结果。
古里埃里检查了60名17至45岁的青楼女子,她们都是在意大利波罗那附近的地方抓到的。
他对身体毛发多与少进行深入研究,表明,有23%的人体发毛比较多的妇女,其中有16%的妇女有比男人还夸张的人体发毛。
这时候他的研究还算比较正常,不过,他的研究后来变得越来越歪,甚至有些吓人了。
他决定利用波罗那司法医学院最新式的电表来检测敏感度和疼痛忍耐阈值。
“经过艰苦努力之后,”他终于说服了15名“习惯良好,合作态度也好的”妇女来参加。
受试验的人体部位,包括手掌、前额、鼻尖、舌尖、脸颊、大腿上侧、小腿上侧和其他某些部位。
古里埃里教授通过长期试验得出结论:青楼女子的痛感没有正常妇女强烈。
跟卢布罗梭和古里埃里一样的研究者们也在寻找模式。
不需要说,尽管他们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试验,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现代科学的结论。
而且,并非所有早期的犯罪人类学家,都能够说服妇女(或者男子)接受类似的研究探查。
后来这种比较残忍的试验被进入近代社会的西风所抵制,加上德国希特勒十分热衷于进行这种躯体研究,二战后,这种所谓的人体测量学的工作,就成了一种极不名誉的研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这种所谓的判决方法随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6. 都知道有川军湘军桂军等等?
国民革命军第13军由鄂军夏斗寅部演变而成。1917年冬,夏斗寅在湖南津市组建“鄂军团”,并以此为基础扩编为鄂军混成旅,自任旅长,委任万耀煌为参谋长。1921年夏斗寅因援鄂有功,部队被改编为鄂军第2混成旅。1926年扩编为鄂军第1师。1927年1月20日,在宜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1927年扩编为第27军。1928年缩编为陆军第13师。同年6月8日夏斗寅任新编第10军军长,1928年2月25日,新编第10军改称第27军,任军长。9月1日,夏斗寅的第27军在兖州被改编为第13师,1929年7月,第13师返回湖北,师长夏斗寅兼任湖北清乡司令,在鄂东南地区从事“剿共”战争。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将第9、11、13师合编为13军,军长夏斗寅。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夏被提升为第21路军总指挥。1931年2月夏斗寅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第13军军长时,抽调第13师的两个补充团编组武汉警备旅(夏自兼旅长),使这两个团得以成为正式编制(调第74团团长叶蓬担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余振华继任第74团团长)。1932年3月24日,夏斗寅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4月军番号撤消。
国民革命军第15军该军前身为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部。1926年9月初,北伐军逼近汉阳,吴佩孚委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汉黄防御总司令,今其防守汉阳。1926年9月6日北伐军进至汉阳时,刘佐龙献城投降,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刘佐龙,下辖辖3个师、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陈克鉴,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三师师长程汝怀,独立旅旅长严敬。此后,刘鼎甲等部归李宗仁节制沿江东下,一部留鄂。1927年5月9日,武汉政府任命耿丹为第十五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该军隶属第三纵队参加北伐。8月12日,军长刘佐龙擅杀副军长耿丹。唐生智将刘逮捕(后枪毙),唐生智将在鄂的该军所部第1、3师改编为省防军第1、2师。隶属李宗仁的第2师以后被改编入第十九军。
国民革命军第18军由桂系第7军与鄂军编成。该军军长陶钧,副军长张义纯,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师长分别由林逸圣、严敬、李石樵担任。1928年2月25日,该军3个师番号改为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 11月,该军缩编为第十六师。 国民革命军第19军该军由第7军第二师和刘佐龙第15军一部编成。以胡宗铎任军长,程汝怀为副军长,所辖有第一师,师长李思炽;第二师,师长李宜煊;第三师,师长郑重。1928年2月25日,该军3个师番号改为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
国民革命军第25军1935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万耀煌为第25军军长,21日,万耀煌的13师在汉中与第140师合编为第25军,万升任军长后仍兼任第13师师长。1937年6月,第13师在洛阳缩编为两旅四团制。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第13师奉命开赴上海参战,由于第13师在上海作战时几乎损失殆尽,后被陈诚中央军接管。1938年春,万调任他职,所属2个师亦改隶他军,该军番号撤销。l937年11月吴良琛继万耀煌为第13师师长,1938年6月后,该师改隶第七十五军,第13师最终在1947年的羊山集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
国民革命军第27军该军原为新编第十军,军长夏斗寅.1928年2月25日,因同杨胜治第十军番号重复,改番号为第二十七军,军长仍为夏斗寅,副军长为佘式谷。1月7日,朱怀冰任参谋长。所辖为第六十三、第六十六师2个师,师长分别由万耀煌、张森担任。1928年7月1日蒋介石举行各军编遣会议,成立整理委员会。1928年7月以第二十七军及第十七军第三师一部合并缩编而成第十三师。8月24日任命夏斗寅为师长。
国民革命军第94军该军于1938年6月在武汉由第185师、武汉警备旅、武汉防空部队合编。1940年4月该军负责襄水南岸防务。1943年夏参加鄂西会战,坚守渔阳关。1946年2月开赴天津驻防。1949年1月15日,该军第43师、第305师由副军长林伟宏率领参加天津战役,不久所属相继被歼,第43师师长饶启尧被俘,残部由副军长林伟宏率领向解放军投诚。天津战役后,该军撤往北平。1月26日该军除团以上军官外乘飞机逃往南京外,其余部队由参谋长李卫士率领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21日该军第121师、第157师分别被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29师、独立第24师。第5师则由于官兵思想顽固,除一部继续接受改造外,其余并入解放军第21师。
国民革命军第118军该军于1949年1月在湖北武昌由湖北各师管区补充团、湖南保安团队改编成立。7月移驻恩施。10月开赴龙山作战。11月,该军遭受重创,第54师被歼灭,第298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此后该军开赴四川璧山整顿。12月移住郫县,第298师归建。同月该军由军长方暾率领起义。1950年1月该军改编为解放军第167师,师长方暾。
国民革命军第127军该军于1949年3月在湖北孝感成立,部队由湖北河南地方武装改编。5月,第19兵团在湖北金口起义,该军第309师追随起义,但是军长赵子立却拒绝起义,收容第19兵团拒绝起义的部队开赴湖南潭县,并将第19兵团部与第128军拒绝起义部队改编为第309师。8月该军开赴湖北房县建立游击区。不久开赴四川,被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拒绝入境,被迫转移至大巴山。11月该军掩护第16兵团后撤后驻四川万县、忠县。12月开赴巴中。同月军长赵子立率领所属部队起义(其中第310师第928团、第930团判逃)。1950年1月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61军补训师,师长田敬堂。3月该师连以下官兵补入解放军第61军第182师、第183师,其余军官送往解放军川北军区教导团、军训大队学习。
国民革命军第128军该军于1949年3月在湖北孝感成立,部队由湖北河南地方武装改编。由于该军起义行动过早暴露,遭到第7军袭击。5月15日,该军随第19兵团部在湖北金口起义。8月,第19兵团部与第128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1军,军长张轸。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5军该军由鄂军第二混成旅编成。1925年寇英杰带领第二混成旅由鄂至豫攻打国民二军,寇军兵败仍退回湖北。1926年底,第二混成旅由贺国光率领投北伐军,被编为新编第五军,不久又被唐生智编并。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该军原为鄂军夏斗寅部,军长夏斗寅。1928年2月25日,因同杨胜治第十军番号重复,改番号为第二十七军,军长仍为夏斗寅,副军长为佘式谷。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8军1949年11月以湖北保安部队改编的暂8军、暂9军共3万人,重建第三兵团,朱鼎卿任兵团司令。下辖暂编二十二师,暂编二十三师,暂编二十四师,军长朱鼎卿(兼),副军长曾宪成(代理军长)、李超君,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县起义。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9军1949年11月以湖北保安部队改编的暂8军、暂9军共3万人,重建第三兵团,朱鼎卿任兵团司令。下辖暂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军长杨达,副军长王胜泌,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县起义。
此外在湖北地区成立的国民革命军还有:国民革命军第25军1938年6月在武汉以第五十二、第一九O师编成第二十五军,王敬久为军长。1939年8月张文清接任军长,1943年10月张文清他调,黄百韬接任军长.1946年5月由第二十五军整编而成,原军长黄百韬改任师长。1948年9月由整编第二十五师恢复原军番号,军长黄百韬,1948年7月陈士章继任军长。该军辖第四十师,师长陈士章.8月曾正我接任师长;第一0八师,师长杨廷宴,1948年8月李世镜接任师长,第一四八师,师长廖敬安,后以刘清昶任师长.1948年11月20日该军在碾庄地区被歼。
国民革命军第54军1937年10月17日在上海嘉定成立,霍揆彰任军长。辖第十四师及军部直属部队。1938年2月调往武昌整补,第五十五师转隶该军。不久,该师他调,又将第十八师拨隶该军,后第四十九师亦拨归该军。1949年6月撤至台湾。
国民革命军第71军该军军部和第八十七师于1948年12月4日在湖北编成,以熊新民为军长。1949年8月1日彭锷接熊新民任军长。第八十七师,1949年初重建,杨文榜任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陈衡。1949年5月刘埙浩接任师长。后增辖217师。同年11月该军在广西境内被歼。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22军该军于1949年2月在湖北成立。4月,该军配属于湖南大庸担任守备任务,同时其所属的第346师并入其余两个师。10月16日,该军遭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军、师长皆被俘虏。其残部1000余人经整补后由副军长丁树中率领随宋希濂逃往四川。12月15日,该军在黄丹又被解放军歼灭2000余人,代理军长丁树中、参谋长熊正诗逃脱。另有残部约1000人由师长高超率领跟着124军残部逃入西康,最后被补入第124军。
7. 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这个康泽可不是一般人,要知道在国民党里面,老蒋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必须要先到侍从室打报告,老蒋想见你了,你才能见到老蒋。
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二人在当时也被称为“康戴二公”,可见康泽在老蒋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康泽的民怨其实挺大的
而且在早些时期,康泽在老蒋那的份量甚至要超过戴笠,就“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就是康泽主持建立的。
而且老蒋心目中“军统”的一把手一开始也不是戴笠,而是康泽,这也能说明康泽这家伙绝对是老蒋心腹中的心腹。
戴笠
康泽的罪行康泽既然作为老蒋身边最红的人之一,自然是没少干迫害中共的事情,不然老蒋也不可能如此信任他。
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为康泽在迫害中共方面非常的卖力,且做出了不少“成绩”,所以才被老蒋信任的。
这就要把时间线回到1931年那会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九一八事变”。
这么大一件事自然也对老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因为老蒋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
老蒋
但这明显不符合当时国民的意愿,为了牢牢抓住政权,老蒋让康泽、贺衷寒、桂永清等人组建了“复兴社”。
目的自然是要尽一切办法抹黑中共,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是舆论的主导。
但很快老蒋就不满足于只是打打嘴炮了,在1933年,老蒋又让康泽以他在“复兴社”内主要负责的“别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训班”,主要就是负责培养下级反动军官”。
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了“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康泽
看到南昌这个地名,再结合一下时间线想必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别动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特赦1959》这部电视剧中康泽曾在和同学争执过程中替自己狡辩过,称“别动队”的职能类似警察,主要负责又被国军重新占领地区的治安等工作。
康泽这么说其实也没啥问题,“别动队”确实有这个职责,但却不止这个职责,康泽明显是避实就虚了。
《特赦1959》中康泽形象
“别动队”更多的其实是勾结当地反动势力镇压革命活动,抓捕、迫害,甚至是残忍杀害进步人士。
由于“别动队”的军官都接受过严格的反动培训,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破坏力极强,所以康泽对革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别动队”差不多就这样子
如此恶徒为何不直接枪毙康泽其实被俘后也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毕竟自己干的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而且纵观整个功德林的高级战犯,罪行比他多的还真没有几个,所以康泽在功德林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至于为什么不杀他?我们看好多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地位不一般,有一定的宣传作用等等。
我觉得吧,还真没这个必要,反而杀几个“官”大的,又不听话的,没准改造工作还能顺利一些,到时候宣传效果岂不是更好。
当然,这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人民政府身上,所以因为康泽是“中常委”就不杀他说不通。以下几点原因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些。
第一点自然是因为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没啥好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不杀就不杀。
优待战俘一直以来都是解放军的传统
第二点,我认为《特赦1959》里面给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在理的。
我们虽然在肉体上征服了这群关在管理所里边的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很服气,而且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成王败寇,没啥好说的,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样子。
如果这样把他们给杀了,倒是一了百了了,还省粮食,但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我再一次打败他们,精神上的。
所以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群众,中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则背道而驰。
这是个老顽固
如此一来,我们既在肉体上打败了他们,又在精神上打败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第三点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这些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内或者国军中的重要人物。
说白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老蒋的坚决拥护者,思想根深蒂固,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造让他们自发转变观念,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不就是在证明先辈们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接下来所走道路是正确的吗?
一开始顽固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单独把康泽作为一个特例拿出来说。毕竟在我们看来,康泽和其他的战犯并没有什么区别。
反而是他们自己相互之间还比来比去,都不知道有啥好比的,都是些成年旧事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战犯,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政策,哪怕是老蒋都被俘了,也不会杀。
这是大明白
结语康泽这人吧,出生于1904年,别看被俘时也就40来岁,但由于常年跟着老蒋鞍前马后,连自己亲娘、亲媳妇都照顾不周,自己身体能好到哪去,早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好在是被俘了,在管理所悉心的照顾,要继续待在老蒋身边,估计早没了,杜聿明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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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国光简介,军阀混战期间统治湖北地区的是谁?
民国的北洋时代,一共有十六年历史,在这十六年里面,湖北的统治者前后出现过七位,分别是:黎元洪、段祺瑞、段芝贵、张锡銮、王占元、萧耀南、陈嘉谟。
首任督军黎元洪在任时间:1911年10月—1913年12月
离职原因:受段祺瑞打击,被迫进京
从属派系:前清军官,非北洋系
湖北省的首任督军是黎元洪,他最早是海军出身,先服役于北洋水师,后来经提督丁汝昌的推荐,转到了广东水师。甲午战争爆发后,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北洋舰队参战。结果在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被日军打的触礁搁浅。黎元洪在搁浅后跳海逃生,从此脱离了北洋系统。
离开北洋后,黎元洪投奔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账下(当时是两江总督),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和重用。一年后,张之洞从两江调到了湖广,黎元洪也跟着张之洞回到了老家湖北。在湖北,黎元洪算是真正的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关于他对湖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第一:保护了不少革命人才
当时的湖北新军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革命党。之所以会这样,跟黎元洪对新党人士的包容有很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客观的保存和积累了革命党的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几乎全部参加了造反,并且在起义成功后还推举黎元洪当督军。这就足以证明,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很得人心。
第二:打造了湖北的新军系统
清末新军之中,只有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的水平是最高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陆军大臣铁良来湖北参观视察时,都称赞黎元洪训练的这支湖北新军,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比如安徽、湖南、广西、贵州在训练新军时,都要派人到湖北学习新军训练,这些来学习的军官,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所以说,没有黎元洪,湖北新军的水平不会达到跟北洋新军齐平的程度。
第三:建立了湖北的军政体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在武昌提出军民分治的概念,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政治体制。并且他还率先实行省长制,为湖北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后记: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最有机会割据武汉当军阀。辛亥革命后,他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没想到袁世凯逼垮了孙中山后,立刻就集中力量对付黎元洪了。为了向袁世凯表功,黎元洪和袁世凯合伙杀掉了一些革命党人。这使得黎元洪牢牢掌握了湖北军政大权,但同时也遭到了革命党人的敌视,失去了民心。后来段祺瑞逼迫黎元洪进京时,黎元洪的胳膊拧不过段祺瑞的大腿,只得进京担任副总统,从此失去了军权。
第二任督军段祺瑞在任时间:1913年12月—1914年2月
离职原因:回京供职
从属派系:北洋系元老,皖系大佬
段祺瑞在湖北督军的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他当这个督军主要是为了过渡,将黎元洪在湖北的势力铲除掉。后来在他的操作下,湖北新军一部分被解散,一部分并入皖系。从此之后,湖北新军就不再是独立体系了,而是沦为了北洋系的附庸。
第三任督军段芝贵在任时间:1914年2月—1915年8月
离职原因:调任奉天督军
从属派系:北洋系元老,皖系成员
段芝贵在湖北主政了一年半,完全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政绩,反而在开倒车。因为他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耐,完全是靠攀龙附凤,比如曾拜袁世凯为干爹才上位的。(其实他比袁世凯小不了几岁)
后来段芝贵在湖北期间跟《大汉报》的编辑起了一点矛盾,便公报私仇的诬陷报社,派军队将《大汉报》封禁,并且逮捕了报社经理胡石庵及编辑、理事、发行、访事等十多人,将他们发交给陆军审判处讯办,欲置报社工作人员于死地。结果,此举遭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因而搞的段芝贵大失颜面。最后被调到了奉天当督军。(最后也被张作霖给偷偷整下台了)
第四任督军张锡銮任职时间:1915年8月—1915年12月
离职原因:受王占元排挤,自动离职
从属派系:前清官僚
张锡銮是老牌军阀,但是没什么实力。他在被任命为湖北督军前,原本是奉天军务督办。因受到张作霖的竭力排挤,很憋屈的回到了北京养老。(当时已经七十岁了)
袁世凯不想用他,但是又不能明说,就让他负责督理湖北军务的工作。但是在暗中,袁世凯让湖北第二师师长,北洋系小兵出身的王占元公开抵制,导致张锡銮一直滞留在北京,没有到湖北赴任。袁世凯称帝后,将张锡銮的职务改为参政院参政,撤掉了他的督军一职。于是他也就没有到过湖北,对湖北也就没什么贡献了。
第五任督军王占元任职时间:1915年12月—1921年8月
离职原因:民心尽失,被政敌逼迫下野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直系大将
湖北省的第五任督军王占元,跟湖北有一些渊源。早在辛亥革命时,他率领的北洋新军第二镇就是镇压武昌起义的主力军之一,从此他就盯上了湖北这块宝地。
只不过当时湖北有黎元主政,他还没有机会染指湖北的军政。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排挤出湖北后,王占元的机会就来了。他先是乘着镇压白朗起义的机会,巧取到了湖北军务一职,排在督军段芝贵之下。等到段芝贵被调走后,王占元又不让新任张锡銮就职,最终逼着袁世凯承认了他在湖北的地位。袁世凯死后,王占元正式就任湖北督军。
当上湖北土皇帝后,王占元也很苦恼。因为他的靠山是袁世凯,现在袁世凯挂了,他需要找新靠山。起先他在府院之争中支持段祺瑞,但是没搭上皖系的线。后来又找冯国璋,加入了直系。在冯国璋的支持下,王占元坐稳了湖北督军之位。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新领袖,王占元跟着曹锟又混了几年。一直到民国十一年,他终于被挤下来了。而挤下他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同为直系军阀的吴佩孚。
当时王占元在湖北督军任上干了五年多,在这几年内,湖北军政被搅的乌烟瘴气,上至官绅阶级,下至普通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于是湖南军阀赵锡桓抓住了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支名为湖北自治军的部队为先锋,以解救湖北相亲,驱赶王占元为名义出兵攻打王占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给赵锡桓打先锋的人,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夏斗寅。王占元见赵锡桓气势汹汹而来,也派出了部队迎战。那支被王占元派出迎战部队的首领的名气也很大,就是后来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王占元和赵锡桓大打一气,不分胜负,因此双方都开始找外力帮忙了。赵锡桓找的是四川军阀刘湘,当时刘湘手上有八万川军,赵锡桓许诺刘湘,如果事成,可以把湖北的西南部分给刘湘;王占元找的是吴佩孚,因为他们都是直系。于是赵锡桓驱赶王占元的运动,变成了四方混战。
结果是刘湘为了利益,真的派兵了。而吴佩孚见王占元太不民心,就让支援王占元的部队故意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兵败。等到王占元被迫下野后,吴佩孚赶紧收拢他的部队,收买了孙传芳。湖北的直系军队和吴佩孚派来的直系军队联手,先打败了湘军,后来又调兵西进打败了川军。因此,这场湖南军阀发动的驱王运动,最后以吴佩孚鸠占鹊巢,赶走王占元,收买王部人马而大获全胜。
那么,王占元在湖北的六年期间有没有什么贡献呢?可以明确的回答:没有!
据当时人的统计,王占元下野后,仍然是个巨富,身家高达三千万大洋。而这些钱全部是在湖北督军任上巧取豪夺来的。另外王占元还是个醉心于功名利禄的人,他占据湖北将近六年多,大部分时间都与南方军阀开战,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湖北人被搞得苦不堪言。这种人真的谈不上有任何贡献。
第六任督军萧耀南任职时间:1921年8月—1926年2月
离职原因:心力憔悴,病死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新直系代表
王占元下野后,湖北的乡绅提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拒绝外地人担任湖北督军。当时恰好奉命前往湖北增援的直系军队总司令萧耀南是湖北人,于是他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湖北的第六任督军。
萧耀南担任督军后,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吸取了王占元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比如不再过度克扣部队的军饷,部队应发的军饷与给养一律补齐发足。对武昌首义的将领,以及赋闲在家的军人,都一律给予厚待,让他们在省府挂闲职,领干薪。使得湖北的元老,个个对萧耀南心悦诚服。除了政界之外,对湖北的商界名流,萧耀南也是极力笼络。很多湖北的商界名人,比如周五常、徐荣廷等人,都是萧公馆的座上宾。商会会长周星棠更被聘为省署顾问,以显礼遇。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萧耀南获得了湖北商政两届的一致认可。没过多久,第二次直奉大战大败,最后吴佩孚兵败告终。兵败后的吴佩孚打算到湖北东山再起,结果遭到了萧耀南的极力抵制,拒绝吴佩孚入鄂,搞得吴佩孚当时很丢脸。
他抵制吴佩孚,有两个原因。一是怕吴佩孚来了不走,抢了他的湖北军政大权;二是吴佩孚当时是个光杆司令,他来湖北肯定要借湖北的力量兴兵反击。而当时吴佩孚的两个对手,一个是坐拥东四省,拥兵三十万的张作霖。另一个是坐拥西北四省,拥兵二十万的冯玉祥。对付这两个人,仅靠湖北一个省的人力和财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萧耀南极力抵制吴佩孚,坚决不参加倒冯或者倒奉的战争。
但是,后来时局出现了变化。一是张作霖和冯玉祥闹掰了,两方都在争取吴佩孚;二是萧耀南的部下,比如陈嘉谟、寇英杰、宋大霈、于学忠等人,都是吴佩孚的心腹。这些人支持吴佩孚出山。最后,萧耀南胳膊拧不过大腿,说了一句『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的话后,便不再抵制吴佩孚,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吴佩孚。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不出萧耀南所料。吴佩孚出山后,先是发出通电,把直系将领主张的联冯讨张变成了联张讨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湖北全省立即开始整军备战对付冯玉祥。各种战争所需要的军需、兵役负担,全落在了湖北老百姓的头上。前面也说了,吴佩孚当时是个光杆司令。他要跟冯玉祥开战,仅靠湖北一省是不够的。但是吴佩孚又只有湖北一省,于是吴佩孚在湖北大发军用券,并还想把食盐加价,每引盐加征四元,企图用杀鸡取卵的办法跟冯玉祥死磕。但是这样一搞,湖北老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老百姓普遍怨声载道。
萧耀南虽说是军阀,但他也是湖北人,对老家有感情。吴佩孚拿湖北给自己垫背,他自然是不能同意的。因此他挺身而出,亲自率同省议会及各机关法团,以鄂民资格到总部请愿,迫使吴佩孚取消了军券发行和食盐加征计划。但是战争的计划没有取消,湖北的军队还是大规模的开拔到北方与冯玉祥开战。随着战争的深入,湖北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筹措是难上加难。这些都使萧耀南日夜不安,精神萎颓,最后暴毙而亡。(据说是一次吃了三倍剂量的安眠药,不治而亡)
关于萧耀南在湖北的施政,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偏正面的。虽说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实事求是的说,在客观上还是造福了一方百姓的。
第七任督军陈嘉谟任职时间:1926年2月—10月
离职原因:战败被俘
从属派系:北洋系出身,新直系代表
陈嘉谟的资历不深,没什么亮点。他能当上督军,是因为他支持吴佩孚复出,同时也是萧耀南的第一心腹。当萧耀南暴毙之后,吴佩孚首先想到了让陈嘉谟继任督军一职。但是他继任督军后没多久,北伐军就打到了湖北。陈嘉谟率军拼死抵抗,搞得武昌城被北伐军围了几个月,军民都死伤惨重。最后武昌城破,这厮战败被俘。
所以要论陈嘉谟对湖北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负数。因为他就是一个职业军人,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懂该怎么治理地方。并且他刚上台就碰到了北伐战争,跟北伐军大打一通,害得湖北老百姓跟着受罪。
总的来说,为湖北的近代化贡献最大的人是张之洞。不过,他不是军阀时代的人。而军阀时代的湖北七任督军,应该是以黎元洪和萧耀南的贡献最大;段祺瑞属于打酱油的角色;张锡銮根本就没赴任,只是挂名;而段芝贵、王占元、陈嘉谟都是负的,不仅没有贡献,反而还祸害一方百姓。
2. 历史上姓贺的名人?
古代贺齐:三国时的吴国大将军 贺劭:贺齐的孙子,曾任中书令 贺修:贺劭的儿子,西晋任太子太傅 贺知章:著名诗人,唐玄宗时秘书监。 贺循:西晋名臣,任太常、左光禄大夫等职,是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 贺拔岳:北魏时雍州刺史,关中大行台,鲜卑族人。 贺若弼:隋代名将,曾大破陈军,以功进爵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 贺公铸:北宋著名词人,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其词善于锤炼字句,又常运用古乐府及唐人诗句入词。 贺一龙、贺锦:明未有农民起义军将领。贺岳:著名医学家,著有《明医会要》、《医经大旨》、《药性准绳》等。 贺贻孙:清代文学家。近现代贺龙(1896-1969):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贺子珍:革命家,毛泽东的夫人贺国光(1885-1969):字元璋,湖北蒲圻人,民国川军史上的著名人物,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智囊,陆军中将,西康省主席。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2] 贺一航:台湾艺人 贺军翔:台湾艺人贺锡德:现代音乐家。 贺万里:中国山水画画家,美术理论家贺红梅: 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贺鹏: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贺绿汀(1903-1999):当代著名音乐家,创作了不朽的抗日战歌《游击队歌》
3. 中国历史上姓贺的名人有哪些?
贺 纯:东汉时官拜侍中。原姓庆,名纯,为齐桓公支庶庆公的后代。据《姓氏考略》指出:“后汉庆纯,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讳改为贺氏,望出会稽、河南。”他既然在朝为官,就不得不对皇室的名号有所避讳,而把自己原来的姓氏改掉了。这位贺纯也是当时十分有名望的人物,他博极群书,曾经屡次向朝廷奏请数十事,多被接纳,后来并做到江夏太守。为贺氏的得姓始祖。
贺 循: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晋代时官至光禄大夫,为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其博览群书,善写文章,为当世儒宗。
贺 铸:卫州共城(今河南省汲县)人,北宋著名诗人、词人,号庆湖遗老。其词善于锤炼字句,因《青玉案》中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称贺梅子。有词集《东山词》、诗集《庆湖遗老集》传世。
贺 岳:海盐(今属浙江省)人,明代著名医学家,有《明医会要》、《医经大旨》、《药性准绳》等传世。
贺 懋:清代临清人(今属山东省),官至贵州道监察御史,宽舒公明,清慎仁爱,民称为“贺青天”。
贺 昌:山西省离石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中央苏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在江西会昌牺牲,卒年29岁。
贺 龙:湖南省桑植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十大元帅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文革中惨遭非人待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贺狄干:北魏时鲜卑人,魏道武帝将领,因功赐爵襄武侯,通《论语》、《尚书》诸经,有儒者风度。
贺若弼:字辅伯,洛阳(今属河南省)人,隋朝大将。博涉书史、善骑射,因会文精武,得北周齐王宇文宪器重,用为记室。随上柱国大将军韦孝宽攻陈,屡献计谋,克数十城,遂任寿州刺史。因战功卓著而被封为宋国公,官至右武侯大将军。炀帝时因议论朝政得失,被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害(与下同姓同名者有别)。
贺若弼:隋代民间琴师,对于他的演奏艺术,苏轼曾有诗云:“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会爱陶潜。”说明他演奏的乐曲意境与陶潜的诗境类似。贺若弼创作了宫声十小调:《石博金》、《不换玉》、《汪峡吟》、《楚溪吟》、《越江吟》、《孤愤吟》、《清夜吟》、《叶下闻蝉》、《三清》,还有一首佚失传,其中《清夜吟》见于明代的《西麓堂琴统》。宋太宗喜爱古琴,也爱附弄风雅,据《续湘山野录》所载:宋太宗嫌这些小调的名称不够“雅”,就把《古博金》改名为《楚泽涵秋》,把《不换玉》改名为《塞门积雪》。
贺知章:越州永兴(今浙江省萧山)人,唐代著名诗人,官至秘书监。后还乡为道士,号四明狂客,擅长草隶书,好饮酒,与李白友善,为“吴中四士”一,其诗仅存二十首。
贺逢圣:江夏(今湖北省云梦)人,明代大臣、学者。因学问渊博,才华过人,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贺隆锡:曲沃(今属山西省)人,清代著名画家。侨居江宁,善画山水、人物、兰竹、兼工诗词小楷。
贺长龄:湖南省善化(今长沙市)人,清代大臣,道光时历任贵州巡抚、云南总督等职,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惠政颇多。著有《耐庵诗文集》。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
贺敬之: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人,当代著名诗人,其诗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主要作品有《放歌集》、《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贺敬之诗选》等。
贺锡德:音乐编辑家。湖北省武汉市人。1945年即创建汉口上智中学军乐队,任队长,师从著名管乐家马艺汀(马谦受)学吹小号及乐队配器。1948年春,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先修班及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参加辅仁大学轻音乐队,清华大学军乐队及管弦乐队,曾随队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多项重大活动。1950年12月,响应政府“抗美援朝”号召,参加军政干校曾任华北空军政治文化部干事,后调华北空政文工团。向罗忠镕学习和声,并自学音乐理论,配器法及对位法。1952年,随着朝鲜战争深入,该团部分人员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九七部文工团入朝,在前沿阵地上为中朝部队进行慰问演出,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回国。1995年调军委空政文工团任乐队队员。1958年转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外国音乐编辑、中国音乐编辑、音响导演、外国音乐组组长等职。1981年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并任美国音乐研究会会员。
贺亦然:生于191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军分区副政委,1943年任地委副书记,1947年任二野十纵三十旅副政委、政委,1948年任174师政委,1950年来广西剿匪兼任宜山地委第一书记,1950年任玉林地委第一书记、容县地委书记。历任广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1985年离休。
4. 民国时的某某行辕或行营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先说句题外话,笔者是个四国军棋爱好者,军棋棋盘上的“行营”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外桃源,很安全的去处。
清廷剧看多了都应该知道“行宫”这个词,它是为皇帝出巡而临时建立的驻跸场所,也称“御营”,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代表皇帝处理事务和行使权力的专设机构行营。而“行辕”在古代泛指高级官吏的行馆,没有皇权的含义。
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不仅喜弄帝王之术,其军事独裁也极富封建思想,因此在幕僚的建议下,许多军事机构的命名也很是仿古,比如“行营”和“行辕”这两个称谓,从30年初代起,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存在到解放战争中期。
所谓“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即蒋介石离开首都(南京或重庆)处理军机大事的常驻地、或作为他最高统帅代表的军事大员驻地,因为蒋介石把持时间最长的职务,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一个军方色彩很浓的称谓。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第一个建立的,是1930年的“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简称“南昌行营”,这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当然,把行营设在江西的用意世人皆知,并且由蒋亲任行营主任,可见他的重视程度,南昌于是成为那一时期国民党实际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一直到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后,才把行营从南昌迁至武汉,成立武汉行营,主任由何成濬担任。期间为了整顿川军和川政,先后成立了重庆行营、成都行营和宜昌行营;为了压制汪精卫和粤系军队,又成立了广州行营;当红军北上到达陕甘时,再成立西安行营。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指导各战区的军事行动,1938年撤销重庆、广州和西安行营,分别成立了桂林行营(白崇禧)和位于甘肃的“天水行营”(程潜);抗战最危险的1944年,为给重庆一旦沦陷后政府继续西迁做准备,又成立了“西昌行营”。
1945年再组建川北的汉中行营,以李宗仁为主任,统一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部队,到抗战胜利前,一共组建过12个委员长行营,抗战胜利后大部裁撤。
(西昌行营主任贺国光)
所谓“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则是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加强某一大区的军政统一领导,将若干单纯主管军事的行营更改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它与行营的区别在于不再仅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
比如李宗仁的汉中行营迁到北平后初称北平行营,1946年改称“北平行辕”,下辖两个绥靖公署,指挥华北五省和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
(东北行营、行辕主任熊式辉)
其他有熊式辉担任主任的东北行营,到1946年8月改称“东北行辕”,白崇禧担任主任的武汉行营改称“武汉行辕”,张治中担任主任的西北行营1946年3月改称“西北行辕”,但这一名称存在时间较短,到国民党1948年“行宪”时,因为国民政府不再有“国府主席”这个职务而全部取消,其职能由各地区成立的“剿总”接盘。
到解放战争后期,又推出了“军政长官公署”这一机构,其职能和权力与之前的行辕相同。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5. 但确有其事的历史事件?
比如西方中世纪的司法审判。
我们现在在各种电视剧里面,还有现实中源于西方司法制度的完善,对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公正判决已经非常习惯了,在整个司法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证人进行作证,可以看到从指纹到银行安全摄像机得来的大量相关证据。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现代司法制度也许并不完美,但是已经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公正、公平、公开的司法制度,里面固然有一些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已经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公平的判决。”
可是,在西方中世纪,有罪无罪是怎样判决的呢?
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最主要的方法是发誓,是考验,是决斗,是“人类通过想像力和发明创造性所能得到的一切办法,因为有很多问题太复杂,是那个残酷和半野蛮的时代所无法解决的。”
这是一位叫做H·C·李的教授对西方中世纪司法判决的见解。
不管那是些什么方法,对于那些被起诉的人来说,那可不是好玩的。
比如考验判决法考验判决法是将那些嫌疑犯投入水里,这是西方中世纪宗教判决中相当流行的一种做法。
如果嫌疑犯浮上水面,则嫌疑犯有罪,因为纯洁的身体在反抗不纯洁的罪人。如果沉下去,则嫌疑犯无罪(但是嫌疑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被淹死了)。
另一种测试方法是用红烙铁。如果烫伤,则有罪(还不如直接定罪)。
那时候英国还发明了一种判决方式,后来居然变成最流行的做法,这是克里斯托弗·西伯特在《罪恶之源》中所说的方法。
“仪式开始前,在教堂中间会点上一把火,再由一名牧师端进来一大碗水和白色丝带。所有旁观者必须禁食三天,且在第一天晚上与妻子分开睡,然后晚上自己一个人悄悄的来到教堂,并在教堂里分成两排坐下来。牧师开始煮开水,当碗里的水煮开的时候,除了水和面包,盐和药草以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但每天还得参加祈祷的嫌疑犯,就朝教堂中间那堆火走过去。牧师会将嫌疑犯的双臂用白色丝带绑起来,旁观者就齐声开始祈祷颂诗,愿上帝将一切真情揭示出来。煮开的水底下是一块石头。如果这人只需要经过一次考验,则他只需要将手浸及齐手腕深的煮开了的沸水中就行;如果要经历三重考验,则须将整只手臂也伸入煮开了的沸水中,直到齐胳膊的地方,然后捞起那块石头来。三天后,白色丝带打开,如果有烫伤,那么这名嫌疑犯被视为有罪。”
然而这一整套仪式感强烈且残酷的判决嫌疑犯的方式只适合民众。
对于贵族和牧师本人的判决,却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典型的双重标准。
一位贵族或者牧师如果进行有罪判决,他们就不需要经历这些残酷的考验,而是要在教堂前吃一块所谓的圣饼。如果该贵族或牧师有罪,上帝就会派加布里尔天使来堵住贵族或牧师的喉头,不让他吞下食物,这样就可以证明其罪行了(的确很双标)。
想当然,这样的双重标准,使民众对贵族阶层和牧师阶层心生愤恨。
因为一些致力于革新的教士,如夏特莱的依维斯等人的激烈批评,加上引起的民怨极大,最终考验判决法在13世纪就被废止了。
比如司法决斗法在西风古典时期就有使用竞技体育决斗来决定处理某些悬而不决的事情或获得某项珍贵的物品,比如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比如古罗马的竞技场。
这种竞技决斗方式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就产生了一种所谓决斗的骑士精神。
决斗甚至可以用于司法判决。
嫌疑犯被告知,可以通过一场决斗来决定他是否应该被审判。
这个办法很快就使被诉方和起诉方都来雇请职业的决斗者者来代表他们进行决斗。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职业的人员可以雇请,可在当时,他们只能够请一些雇佣兵或刽子手,甚至有骑士。
一些威武有力的雇佣兵和骑士因为打遍天下无敌手,因此而变得十分富有。
在德国,如果有妇女希望为自己而投身一战,按规则还不能拒绝,这样的规定现在还流传下来了。这里面的规定是:挖一口三英尺深的圆坑,男人必须在这个深坑里打斗。
可是,也许最为奇怪的司法决斗是发生在法国查理五世治下。
有位名字叫蒙达奇的绅士突然被谋杀了。在法庭上,有一天,蒙达奇的狗突然攻击了一位叫麦卡尔的骑士,因此而使大家都对他产生了怀疑。国王认为,应该有一场由上帝进行的判决来确定骑士有没有罪,于是让这位骑士和狗进场决斗。
结果那条愤怒的狗居然斗赢了,因此,骑士被认定有罪,后来经过用刑,骑士只好乖乖的认罪,最后被处刑。
在人类历史的前几千年里,人类的侦探能力和侦探技术其实是非常差的。
19世纪以前的犯罪调查,一般只不过是快速地找一些目击者和犯罪的动机,并迫使嫌疑犯认罪,仅此而已。
到了19世纪的中期和晚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因为用于司法的医学学派已经开始形成,并开始逐渐完善。
侦探们已经转向了科技破案,比如指纹破案(早在1823年人的指纹就被认为是“永久性和独一无二的”),官府也开始收集起面部的照片和身体各个部位的照片,进行研究。
法国化学家把血型分析引入司法,使得司法更加科学化,也更加完善了。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专家们好像已经走到了一项惊人突破的边缘:辨别犯罪体型和标识物。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意大利科学家西塞尔·卢布罗梭这样说道,通过仔细检验任何一名嫌疑犯的生理特征,也就是人体上的每一个角落,他可以协助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
想像一下,这里面的含义不寒而栗。
比如,某人被指控犯有罪,可是,目击者的证言又不太相符。如果卢布罗梭检验这个人的身体或者头颅,能够找到显示这个人为有罪的决定性标识物,那会怎么样呢?那会不会是嫌疑犯的耳朵?他的舌头?他的鼻毛?
对于当时的那些科学先锋来说,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可以的。
虽然这种分析,在今天看来很可能荒唐可笑,可是,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在当时很受人尊敬的研究上面的,特别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卢布罗梭曾经对一个名字叫维勒拉的著名大盗做过各方面检查,然后他在一阵令人晕眩的操作后确信,这个人身上有所谓的返祖现象,不管是大脑还是体质都类似原始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了人体研究。
1876年,卢布罗梭出版了著名的《罗莫犯罪者》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突然间,我好像发现了罪犯的先天问题——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以自身身体来体现原始人类及其次等动物的疯狂本能。”
我们可以称那种克罗马格伦人的特征为“第一犯罪者” ,他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波及影响,促使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去辨别犯罪体型。
他们脱掉罪犯的衣服,用探针刺他们,丈量犯人的身高体重,希望建立起足够的个案史料和统计数字,以归纳某一种类型。
这种研究所掀起的风潮,毫不亚于人们对世界宝藏的寻求热。
人体的哪一个部分会成为关键的部位?
一开始,他们集中于脑部,因而产生了颅骨“科学”,也就是丈量头部尺寸,以辨别行为模式。
甚至有专家相信,罪犯一般具有更为突出的下颏,犬齿的人射诸多审判中,都被严格地分检出来。角更高,须毛较少,耳廓怪异。
这个证据在1875~1900年间美国进行的众多判决中,都会被严格的检查分开来。
妇女接受同样的体型检查,只不过稍晚一些的时间问题而已。
拉菲尔·古里埃里教授倾毕生精力研究女犯罪者的体型,并在卢布罗梭的《心理治疗、刑事科学与罪犯人类学杂志》中发表了研究结果。
古里埃里检查了60名17至45岁的青楼女子,她们都是在意大利波罗那附近的地方抓到的。
他对身体毛发多与少进行深入研究,表明,有23%的人体发毛比较多的妇女,其中有16%的妇女有比男人还夸张的人体发毛。
这时候他的研究还算比较正常,不过,他的研究后来变得越来越歪,甚至有些吓人了。
他决定利用波罗那司法医学院最新式的电表来检测敏感度和疼痛忍耐阈值。
“经过艰苦努力之后,”他终于说服了15名“习惯良好,合作态度也好的”妇女来参加。
受试验的人体部位,包括手掌、前额、鼻尖、舌尖、脸颊、大腿上侧、小腿上侧和其他某些部位。
古里埃里教授通过长期试验得出结论:青楼女子的痛感没有正常妇女强烈。
跟卢布罗梭和古里埃里一样的研究者们也在寻找模式。
不需要说,尽管他们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试验,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现代科学的结论。
而且,并非所有早期的犯罪人类学家,都能够说服妇女(或者男子)接受类似的研究探查。
后来这种比较残忍的试验被进入近代社会的西风所抵制,加上德国希特勒十分热衷于进行这种躯体研究,二战后,这种所谓的人体测量学的工作,就成了一种极不名誉的研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这种所谓的判决方法随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6. 都知道有川军湘军桂军等等?
国民革命军第13军由鄂军夏斗寅部演变而成。1917年冬,夏斗寅在湖南津市组建“鄂军团”,并以此为基础扩编为鄂军混成旅,自任旅长,委任万耀煌为参谋长。1921年夏斗寅因援鄂有功,部队被改编为鄂军第2混成旅。1926年扩编为鄂军第1师。1927年1月20日,在宜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1927年扩编为第27军。1928年缩编为陆军第13师。同年6月8日夏斗寅任新编第10军军长,1928年2月25日,新编第10军改称第27军,任军长。9月1日,夏斗寅的第27军在兖州被改编为第13师,1929年7月,第13师返回湖北,师长夏斗寅兼任湖北清乡司令,在鄂东南地区从事“剿共”战争。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将第9、11、13师合编为13军,军长夏斗寅。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夏被提升为第21路军总指挥。1931年2月夏斗寅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第13军军长时,抽调第13师的两个补充团编组武汉警备旅(夏自兼旅长),使这两个团得以成为正式编制(调第74团团长叶蓬担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余振华继任第74团团长)。1932年3月24日,夏斗寅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4月军番号撤消。
国民革命军第15军该军前身为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部。1926年9月初,北伐军逼近汉阳,吴佩孚委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汉黄防御总司令,今其防守汉阳。1926年9月6日北伐军进至汉阳时,刘佐龙献城投降,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刘佐龙,下辖辖3个师、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陈克鉴,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三师师长程汝怀,独立旅旅长严敬。此后,刘鼎甲等部归李宗仁节制沿江东下,一部留鄂。1927年5月9日,武汉政府任命耿丹为第十五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该军隶属第三纵队参加北伐。8月12日,军长刘佐龙擅杀副军长耿丹。唐生智将刘逮捕(后枪毙),唐生智将在鄂的该军所部第1、3师改编为省防军第1、2师。隶属李宗仁的第2师以后被改编入第十九军。
国民革命军第18军由桂系第7军与鄂军编成。该军军长陶钧,副军长张义纯,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师长分别由林逸圣、严敬、李石樵担任。1928年2月25日,该军3个师番号改为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 11月,该军缩编为第十六师。 国民革命军第19军该军由第7军第二师和刘佐龙第15军一部编成。以胡宗铎任军长,程汝怀为副军长,所辖有第一师,师长李思炽;第二师,师长李宜煊;第三师,师长郑重。1928年2月25日,该军3个师番号改为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
国民革命军第25军1935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万耀煌为第25军军长,21日,万耀煌的13师在汉中与第140师合编为第25军,万升任军长后仍兼任第13师师长。1937年6月,第13师在洛阳缩编为两旅四团制。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第13师奉命开赴上海参战,由于第13师在上海作战时几乎损失殆尽,后被陈诚中央军接管。1938年春,万调任他职,所属2个师亦改隶他军,该军番号撤销。l937年11月吴良琛继万耀煌为第13师师长,1938年6月后,该师改隶第七十五军,第13师最终在1947年的羊山集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
国民革命军第27军该军原为新编第十军,军长夏斗寅.1928年2月25日,因同杨胜治第十军番号重复,改番号为第二十七军,军长仍为夏斗寅,副军长为佘式谷。1月7日,朱怀冰任参谋长。所辖为第六十三、第六十六师2个师,师长分别由万耀煌、张森担任。1928年7月1日蒋介石举行各军编遣会议,成立整理委员会。1928年7月以第二十七军及第十七军第三师一部合并缩编而成第十三师。8月24日任命夏斗寅为师长。
国民革命军第94军该军于1938年6月在武汉由第185师、武汉警备旅、武汉防空部队合编。1940年4月该军负责襄水南岸防务。1943年夏参加鄂西会战,坚守渔阳关。1946年2月开赴天津驻防。1949年1月15日,该军第43师、第305师由副军长林伟宏率领参加天津战役,不久所属相继被歼,第43师师长饶启尧被俘,残部由副军长林伟宏率领向解放军投诚。天津战役后,该军撤往北平。1月26日该军除团以上军官外乘飞机逃往南京外,其余部队由参谋长李卫士率领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21日该军第121师、第157师分别被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29师、独立第24师。第5师则由于官兵思想顽固,除一部继续接受改造外,其余并入解放军第21师。
国民革命军第118军该军于1949年1月在湖北武昌由湖北各师管区补充团、湖南保安团队改编成立。7月移驻恩施。10月开赴龙山作战。11月,该军遭受重创,第54师被歼灭,第298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此后该军开赴四川璧山整顿。12月移住郫县,第298师归建。同月该军由军长方暾率领起义。1950年1月该军改编为解放军第167师,师长方暾。
国民革命军第127军该军于1949年3月在湖北孝感成立,部队由湖北河南地方武装改编。5月,第19兵团在湖北金口起义,该军第309师追随起义,但是军长赵子立却拒绝起义,收容第19兵团拒绝起义的部队开赴湖南潭县,并将第19兵团部与第128军拒绝起义部队改编为第309师。8月该军开赴湖北房县建立游击区。不久开赴四川,被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拒绝入境,被迫转移至大巴山。11月该军掩护第16兵团后撤后驻四川万县、忠县。12月开赴巴中。同月军长赵子立率领所属部队起义(其中第310师第928团、第930团判逃)。1950年1月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61军补训师,师长田敬堂。3月该师连以下官兵补入解放军第61军第182师、第183师,其余军官送往解放军川北军区教导团、军训大队学习。
国民革命军第128军该军于1949年3月在湖北孝感成立,部队由湖北河南地方武装改编。由于该军起义行动过早暴露,遭到第7军袭击。5月15日,该军随第19兵团部在湖北金口起义。8月,第19兵团部与第128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1军,军长张轸。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5军该军由鄂军第二混成旅编成。1925年寇英杰带领第二混成旅由鄂至豫攻打国民二军,寇军兵败仍退回湖北。1926年底,第二混成旅由贺国光率领投北伐军,被编为新编第五军,不久又被唐生智编并。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该军原为鄂军夏斗寅部,军长夏斗寅。1928年2月25日,因同杨胜治第十军番号重复,改番号为第二十七军,军长仍为夏斗寅,副军长为佘式谷。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8军1949年11月以湖北保安部队改编的暂8军、暂9军共3万人,重建第三兵团,朱鼎卿任兵团司令。下辖暂编二十二师,暂编二十三师,暂编二十四师,军长朱鼎卿(兼),副军长曾宪成(代理军长)、李超君,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县起义。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9军1949年11月以湖北保安部队改编的暂8军、暂9军共3万人,重建第三兵团,朱鼎卿任兵团司令。下辖暂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军长杨达,副军长王胜泌,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县起义。
此外在湖北地区成立的国民革命军还有:国民革命军第25军1938年6月在武汉以第五十二、第一九O师编成第二十五军,王敬久为军长。1939年8月张文清接任军长,1943年10月张文清他调,黄百韬接任军长.1946年5月由第二十五军整编而成,原军长黄百韬改任师长。1948年9月由整编第二十五师恢复原军番号,军长黄百韬,1948年7月陈士章继任军长。该军辖第四十师,师长陈士章.8月曾正我接任师长;第一0八师,师长杨廷宴,1948年8月李世镜接任师长,第一四八师,师长廖敬安,后以刘清昶任师长.1948年11月20日该军在碾庄地区被歼。
国民革命军第54军1937年10月17日在上海嘉定成立,霍揆彰任军长。辖第十四师及军部直属部队。1938年2月调往武昌整补,第五十五师转隶该军。不久,该师他调,又将第十八师拨隶该军,后第四十九师亦拨归该军。1949年6月撤至台湾。
国民革命军第71军该军军部和第八十七师于1948年12月4日在湖北编成,以熊新民为军长。1949年8月1日彭锷接熊新民任军长。第八十七师,1949年初重建,杨文榜任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陈衡。1949年5月刘埙浩接任师长。后增辖217师。同年11月该军在广西境内被歼。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22军该军于1949年2月在湖北成立。4月,该军配属于湖南大庸担任守备任务,同时其所属的第346师并入其余两个师。10月16日,该军遭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军、师长皆被俘虏。其残部1000余人经整补后由副军长丁树中率领随宋希濂逃往四川。12月15日,该军在黄丹又被解放军歼灭2000余人,代理军长丁树中、参谋长熊正诗逃脱。另有残部约1000人由师长高超率领跟着124军残部逃入西康,最后被补入第124军。
7. 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这个康泽可不是一般人,要知道在国民党里面,老蒋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必须要先到侍从室打报告,老蒋想见你了,你才能见到老蒋。
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二人在当时也被称为“康戴二公”,可见康泽在老蒋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康泽的民怨其实挺大的
而且在早些时期,康泽在老蒋那的份量甚至要超过戴笠,就“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就是康泽主持建立的。
而且老蒋心目中“军统”的一把手一开始也不是戴笠,而是康泽,这也能说明康泽这家伙绝对是老蒋心腹中的心腹。
戴笠
康泽的罪行康泽既然作为老蒋身边最红的人之一,自然是没少干迫害中共的事情,不然老蒋也不可能如此信任他。
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为康泽在迫害中共方面非常的卖力,且做出了不少“成绩”,所以才被老蒋信任的。
这就要把时间线回到1931年那会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九一八事变”。
这么大一件事自然也对老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因为老蒋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
老蒋
但这明显不符合当时国民的意愿,为了牢牢抓住政权,老蒋让康泽、贺衷寒、桂永清等人组建了“复兴社”。
目的自然是要尽一切办法抹黑中共,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是舆论的主导。
但很快老蒋就不满足于只是打打嘴炮了,在1933年,老蒋又让康泽以他在“复兴社”内主要负责的“别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训班”,主要就是负责培养下级反动军官”。
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了“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康泽
看到南昌这个地名,再结合一下时间线想必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别动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特赦1959》这部电视剧中康泽曾在和同学争执过程中替自己狡辩过,称“别动队”的职能类似警察,主要负责又被国军重新占领地区的治安等工作。
康泽这么说其实也没啥问题,“别动队”确实有这个职责,但却不止这个职责,康泽明显是避实就虚了。
《特赦1959》中康泽形象
“别动队”更多的其实是勾结当地反动势力镇压革命活动,抓捕、迫害,甚至是残忍杀害进步人士。
由于“别动队”的军官都接受过严格的反动培训,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破坏力极强,所以康泽对革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别动队”差不多就这样子
如此恶徒为何不直接枪毙康泽其实被俘后也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毕竟自己干的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而且纵观整个功德林的高级战犯,罪行比他多的还真没有几个,所以康泽在功德林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至于为什么不杀他?我们看好多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地位不一般,有一定的宣传作用等等。
我觉得吧,还真没这个必要,反而杀几个“官”大的,又不听话的,没准改造工作还能顺利一些,到时候宣传效果岂不是更好。
当然,这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人民政府身上,所以因为康泽是“中常委”就不杀他说不通。以下几点原因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些。
第一点自然是因为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没啥好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不杀就不杀。
优待战俘一直以来都是解放军的传统
第二点,我认为《特赦1959》里面给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在理的。
我们虽然在肉体上征服了这群关在管理所里边的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很服气,而且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成王败寇,没啥好说的,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样子。
如果这样把他们给杀了,倒是一了百了了,还省粮食,但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我再一次打败他们,精神上的。
所以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群众,中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则背道而驰。
这是个老顽固
如此一来,我们既在肉体上打败了他们,又在精神上打败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第三点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这些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内或者国军中的重要人物。
说白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老蒋的坚决拥护者,思想根深蒂固,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造让他们自发转变观念,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不就是在证明先辈们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接下来所走道路是正确的吗?
一开始顽固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单独把康泽作为一个特例拿出来说。毕竟在我们看来,康泽和其他的战犯并没有什么区别。
反而是他们自己相互之间还比来比去,都不知道有啥好比的,都是些成年旧事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战犯,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政策,哪怕是老蒋都被俘了,也不会杀。
这是大明白
结语康泽这人吧,出生于1904年,别看被俘时也就40来岁,但由于常年跟着老蒋鞍前马后,连自己亲娘、亲媳妇都照顾不周,自己身体能好到哪去,早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好在是被俘了,在管理所悉心的照顾,要继续待在老蒋身边,估计早没了,杜聿明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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